现在文稿任务越来越重，上级对文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简直就是严苛。以前一天可能也就处理几篇稿子，现在有时候一天要处理接近十篇，而且每一篇都得精雕细琢，不能有半点瑕疵。我们希望能给综合科多分配两个年轻同志，最好是文字功底扎实、脑子灵活的，这需要县里给予支持，不然我们实在是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我点了点头，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认真地做了记录，那记录的动作缓慢而又专注。记录完后，我又带着鼓励的眼神看了看台下众人，温和地说道：“好，继续。”
这时，旁边几个年轻人纷纷发言，多数集中在工作要求高、工作难度大、时常加班等问题上。有的年轻人说道：“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第二天还得按时上班，长期这样，身体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了。”有的则说：“工作难度大倒不怕，可有时候一些任务根本不合理，时间紧任务重，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总体来说，大家表达的还是正能量居多，虽然工作有诸多难处，但都表示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咬牙坚持，努力工作，为东洪县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听完年轻人的发言，我笑着说道：“同志们，我看大家发言还是有点保守。大家不要只围绕工作谈，生活上、学习上的事儿都能谈嘛。后面年纪稍大些的同志，你们也来说说，不要有顾虑，有啥说啥。”
中间的妇女堆里，有一位大姐微微站起身来，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开口说道：“朝阳县长，我代表大家提个建议哈，这问题可尖锐了，估计只有书记才能解决。”
此话一出，刘超英猛地抬头看了看发言人，眼神中带着一丝惊讶与警惕。而彭凯歌则重重地清了清嗓子，那声音故意拖得很长，显然是在急切地提示这位发言的同志，这话不太该说，要谨慎言辞。
这大姐倒是一副无所谓的道：我叫马桂芬，是后勤科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分发报纸。她稍微顿了顿，接着说道：“国家有规定，咱们上班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各个县直机关、乡镇，包括中小学的行政领导都是按朝九晚五来执行的。可咱们县委大院倒好，改成了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我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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