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这一点，希望你能分清主次。如果你坚持要把事情闹大，坚持要把‘督导组逼死干部’这个问题插到省委主要领导那里，那么，你是要反映我们调查错了，还是反映我们调查的方式错了？如果反映调查错了，那意味着省委当初决定派督导组下来的决策错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如果反映方式错了，那最终需要出面承担责任、接受处理的，主要也是我严恪己个人。我现在主动承认错误，请求处分，这个姿态已经摆在这里了。
于伟正听着，慢慢的抽出一支烟，又肚自抽了起来，就这样静静的看着严恪己。
“所以，伟正同志，我认为，从维护省委权威、维护东原市稳定的大局出发，我们双方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把事态无限扩大化。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
于伟正听着严恪己这番绵里藏针、既在战术上承认小错又在战略上划清边界的话，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他不得不承认，严恪己说的是冰冷的现实，也是官场上处理此类棘手事件的常见逻辑和潜规则。
纠缠于追究老严“逼死人命”的道德或纪律责任，可能触及更高层面的敏感神经。当前最要紧的，是处理好善后，稳住局面。必须要将田嘉明先火化，然后才能到省委告状。
于伟正深吸一口气：“好了，现在说这些假设性的追究都为时过早，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这是最大的现实。眼下最关键、最火烧眉毛的是，要妥善、体面地处理好田嘉明同志的后事。”
他内心清楚，严恪己此刻未必真的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其工作方式的深层次问题和危害，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
但现实是，如果坚持认定田嘉明是“畏罪自杀”，那对田嘉明个人声誉、对其家庭、对东原市委市政府的形象都是一种灾难。而如果顺势定性为“因公殉职”，则各方都能有一个相对体面的台阶下，田嘉明能获得哀荣，家属能得到抚恤，市委能展现关怀，而严恪己和督导组，也能最大程度地摆脱“逼死人”的干系。
至于对严恪己个人的最终处理，恐怕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内部批评、提前退居二线，很难有更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这虽然不尽公平，但却是最符合当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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