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还有整整十一个月，就能拿着全额退休金，去南方陪孙子钓鱼了。
“杨超文，涉嫌滥用职权、包庇罪，跟我们走一趟。”制服上的肩章晃得他眼晕，手里的茶杯“哐当”砸在办公桌，枸杞混着茶叶漫了一地。
警车驶过熟悉的街道，杨超文望着窗外倒退的树影，指节把膝盖掐出红印。他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当初杨明远找到他，塞了个装着二十万的信封，求他“通融通融”时，他就该一脚把人踹出去。
可他念着那点“堂兄弟”的情分，想着就帮这一次，闭眼放放水，哪想到会被那两页没毁干净的证据链拖下水。
“就一年……就差一年啊……”他对着审讯室的白墙喃喃自语，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开庭那天，法庭的灯光亮得刺眼。公诉人呈上的证据一摞摞堆在桌上：他给下属发的“模糊处理”的短信截图，银行流水里那笔来自“匿名账户”的二十万，还有那个被他压下去的“新人警察毁证”调查报告——原来所谓的“自己人”，根本是杨明远编造的幌子，他却信了，还真敢在卷宗上签了字。
“被告人杨超文，利用职务之便包庇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篡改关键证据记录，造成恶劣影响……”法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像锤子敲在他心上。
最后陈述时，杨超文站起来，背都驼了半截。“我认罪。”他看着旁听席上空荡荡的座位——儿子没来，老伴说“没脸见人”——眼泪突然掉下来，“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里人……就差一年，我就能退休了啊……”
法槌落下时，他听见自己被判了十五年。
走出法庭的那一刻，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看不见头的路。他想起年轻时刚进单位，胸前别着“先进工作者”的徽章；想起孙子去年生日，奶声奶气地说“爷爷退休了教我钓鱼”；想起杨明远塞信封时那声谄媚的“堂叔”——原来一步踏错，这辈子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监狱的铁门“哐当”关上时，杨超文摸了摸口袋，里面还揣着那张数了无数遍的日历。只是现在，上面的红圈和数字，都成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