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陷入了另一种节奏的忙碌。
这忙碌与创作小说时沉浸式痛苦的状态不同，它更外向，更耗神，需要频繁地出入公共场所，与大量的文字资料打交道，并不断模拟面对人群的情景。
他成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常客。
在这个没有空调的年代，查尔斯不得不裹紧大衣，在这个破地方一坐就是大半天。
他需要为讲座中关于“未来”的描绘找到坚实的科学依据，或至少是合理的推测，不能把二十一世纪习以为常的东西下意识带到十九世纪末。
他开始反复研读凡尔纳的作品，因为这是一个“本地人”。作为一个灵魂上的“外地佬”，查尔斯需要这么一个向导，去分析其如何将已知的科学原理嫁接到冒险叙事中的。
而在此之后，他要做的，是在凡尔纳“已知世界探险”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那些稍微遥远一点点，又尚未被科学之光完全照亮的领域。
讲稿的撰写与修改成了炼狱。
第一版从他记忆宫殿中溢出了太多过于“现代”的术语和概念，被他自己果断摒弃。
第二版又过于拘谨，近乎一篇枯燥的科学综述，听他讲不如自己去看《自然》和《柳叶刀》。
第三版，也不行……
第四版……
他不断调整着语气、比例、案例的选取。
必须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既要足够新颖、具有启发性和冲击力，以符合听众对一位“科幻作家”的期待，又不能过于激进，挑战当下科学界和公众认知的底线。
他需要用平实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包装那些经过精心筛选和模糊处理的“未来碎片”。
同时，他还要为可能出现的质疑准备回应。
他设想了各种问题：关于科学幻想与胡思乱想的界限，关于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伦理困境，甚至可能有人会直接引用那些批评他诗作“颓废危险”的言论，来质疑他是否有资格在此谈论“科学前瞻”。
每一个问题，他都准备了或简洁，或冷静，或有据可依的回答草稿，反复默诵，直到应对它们就像是应对咳嗽，成为了本能反应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耗尽心神，他常常在阅览室关门时，感到太阳穴突突作痛，眼前发花，不得不扶着冰冷的石柱休息片刻，才能慢慢走回贝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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