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建安五年七月末长安城内的这场骚乱，最终被定性为军事政变，主谋者乃是小天子周边最亲近的三名外戚，图谋对象乃是拥有绝对执政权的卫将军公孙珣，结局自然是因为有人告发而以外戚的全面失败告终。
事情的大略过程被写进了公文中，以七品官员可阅的权限发往河北九州，同时长安城内也贴出了安民告示，稍作安抚……公告内容合情合理，无可辩驳。
毕竟，全天下都知道这三人有足够的动机，而且董承这厮当日闹出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北阙大街上的血迹冲洗了四五日都还洗不干净，最后还是靠一场雨才勉强恢复了旧貌，长安城内士民百姓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更不用提，在如今纸张普及的情况下，有文化的官员们写日记的越来越多，书信也愈发频繁，而这次的事情作为五六年来长安城中最大的一件突发流血事件，长安城内许多官吏都在自己的日记里或送往挚友、家人处的信件中，提及到了此事……抛开关于出首者的疑问、王允与王斌的二选一、公卿与卫将军的对峙与妥协这些注定会因为立场而引起争议的东西外，绝大部分人都将责任认定到了董承身上。
没办法，谁让这厮只是个西凉兵头子呢？而且还败了。
不过，事情注定不会就此了结，该有的回响总是不会少的。
七月底、八月初，长安城内连续发布了大量的人事任命与调整：
明显是由于‘伐蜀’的需求，益州成都县出身的中散大夫赵谦登上了三公之位，补上了皇甫嵩离任后空出的司徒，并由其人主持起了针对蜀地官员的官方劝降工作……很多人对此艳羡不已，因为从讨董之后，长安政局格外的稳定，三公再也不是遇到一次地震便要离任的招牌官，偏偏长安城内渴望借此迈入公族的世族大臣们又很多。
毕竟嘛，此时的汉廷似乎也就是这点东西了。
除此之外，侍中刘诞，黄门侍郎盖顺、傅干，也明显是因为出身的缘故，纷纷被征入军中，参与预备‘伐蜀’之策，天子原本亲自参与选定的十二位近臣一时间空出不少。
这还不算，卫将军公孙珣以天子束发读书，不可缺近从之人为名，一面指定了刘虞、杨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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