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广播室的方向。
钟国胜开口了。
“红星轧钢厂的全体工人同志们，你们好，我叫钟国胜，今年刚满十八岁，我的父亲，是原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钟大山。”
机器声还没有完全停下，但有不少工人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活，这个名字，老一辈的工人是记得的。
保卫处的大队长，抓特务死的，那年厂里开了追悼会，厂长亲自念的悼词。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我父亲为保护三车间的精密设备和工友的生命安全，与潜入厂区的敌特分子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后来，他被追认为烈士。”
钟国胜顿了一下，他的声音很平，没有哭腔，没有怒吼，就是一句一句地往下说，像是在念一份报告。
“我父亲牺牲后，我母亲悲痛过度，一病不起，家中没有积蓄——我父亲生前每月工资大部分寄给了战友遗属，母亲需要吃药，需要治疗。但父亲牺牲后，轧钢厂应发放的烈士抚恤金，迟迟没有到。我母亲等了几个月，等到病情恶化了，等到药都买不起了，还是没有等到，我母亲病逝了。”
车间里的工人彻底停下了机器，有人从工具箱后面站起来，有人摘下了手套，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钳工站在车床边，嘴唇紧紧抿着，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
“我父亲因公殉职，按照政策，烈士未成年遗属每月应有抚恤补贴，标准为每月二十元。但从母亲去世到现在，将近三年，这笔补贴，我一分钱都没有见到。父亲牺牲后，他的岗位按规定应由家属顶替或保留，但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张审批表格。”
钟国胜的声音停了一瞬，他抬起眼，看着麦克风，问出了三句话。
“我想问一下——我父亲的抚恤金，去哪了？”
全厂的喇叭把这句问话送到了每一个角落，食堂里，揉面的胖师傅手停了，沾满面粉的手悬在半空中，车间里，没有人再碰机器，那个花白头发的老钳工把手里的扳手慢慢放到了台面上。
“我父亲的岗位审批表，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办公楼的走廊里，几个科室的干事推门走了出来，面面相觑，厂办的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秘书探出半个身子，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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