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油锯如同饥饿的钢铁蝗虫。她的连队所过之处，只留下一片狰狞的树桩，如同冻土大地上无法愈合的疮疤。
被整理好的落叶松将被履带拖拉机拖走。在树干另一头的崭新锯断面上，叶文洁下意识地、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她总觉得那是一处巨大的、正在汩汩流血的伤口。指尖仿佛能感受到大树临终前无声的剧痛和哀鸣。
就在这时，她眼角的余光瞥见，不远处一个树桩的锯断面上，也有一只手在轻轻抚摸。
那只手白皙，显然属于一个不常干重活的男性。但其中传达出的那种心灵的震颤与悲悯，竟与她产生了奇异的共鸣。
叶文洁抬起头，看到了抚摸树桩的人——
白沐霖。
一个戴着眼镜、身形瘦弱的青年。他是兵团《大生产报》的记者，两天前刚到这个连队采访。叶文洁读过他的文章，文笔细腻敏感，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与这粗粝环境格格不入的忧伤和哲思，让她在麻木中感到一丝意外。
叶文洁看见他在和一个满脸风霜的老伐木工争论着什么。老工人显然不懂白沐霖口中“这树从明朝活到现在”的感慨，只觉得这个书生“脑子有毛病”，不屑地扛着斧头走开了。
和白沐霖交谈后得知，他一直在利用空闲时间偷偷翻译一本叫《寂静的春天》的书。这本书被当作反面教材内部参考。
叶文洁借来读了。书中将滥用杀虫剂视为一种“恶行”，这让她感到震撼——这种对“人类之恶”的直指，是她从未深入思考过的。它像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深不见底？
不过，这本书更多篇幅是在揭露和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历史。
叶文洁不明白，这样一本明显针对西方的书，怎么会成为需要警惕的“内参”？难道这个年代的神经已经敏感到草木皆兵的地步？
几天后，叶文洁去还书。看见白沐霖正疲惫地躺在床上，军绿色的棉袄上沾满了泥水和细碎的木屑。
“今天干活了？”叶文洁有些意外地问。
“下连队这么久，总不能一直甩手旁观。三结合嘛。”白沐霖坐起身，揉着酸痛的肩膀和胳膊，“哦，在雷达峰那边干的，林子密得很，底下积的腐叶齐膝深，真怕吸了瘴气。”
“雷达峰？！”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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