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着，像一颗豆芽。手很小，手指蜷着，看不清拇指上有没有疤。也许没有。也许印记传给我了，就不会再传给他了。它在我手上，我还没死，它不会走。
台北到厦门，一个多小时。厦门到广州，动车三个多小时。广州到家，出租车四十分钟。路很长，但总有走完的时候。我到了家，开门，开灯，屋里还是走之前的味道——木头家具的气味混着很久没住人的灰尘味。窗帘拉着，很暗。
我把背包放下，把铁盒子放在桌上，把木牌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铁盒子旁边。然后坐在床边，看着右手上的那道疤。它长了很多，从虎口到手腕，从手腕到小臂。暗红色的，像一条蛇盘在手臂上。“林”字已经完整了，左右两个“木”都很清楚，笔画深陷进皮肉里，像刀刻的。接下来是“深”，三点水已经刻了两个点，第三个点也在冒头了。它在写我的名字。不是沈鹤亭，是林深。但沈鹤亭和林深，是同一个名字。鹤亭是字，林深是名。他姓林，名深，字鹤亭。他下去之前，把名藏起来，把字留给后人。所以一代一代传下来，守塔人都叫林深，不是因为他们姓林，是因为他姓林。我姓林，不是巧合，是血脉。我是他的后代，不是弟弟沈鹤鸣的后代，是他自己的后代。他在下去之前，已经有了孩子。孩子不姓沈，姓林。他把孩子留在泉州，把名字留给孩子，把疤留给孩子，把命留给孩子。一代一代，传到我。
我在家待了两天。收拾屋子，洗衣服，买菜做饭。一个人吃，吃不多，做一顿吃三顿。冰箱里只有几颗鸡蛋和半瓶酱油。我去超市买了米、油、盐，又买了一箱矿泉水。老板认识我，说好久没见你了，出差了？我说嗯，出差了。
电话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台湾”。我接起来，是那个老太太。她的声音很苍老，隔着电话线，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林深，你去塔里了吗？”“还没有。”“什么时候去？”“不知道。”“你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在等疤长全，也许在等自己做好准备，也许在等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孩子出生了，索菲亚有人陪了，沈鹤亭的后代找到了，守塔人的契约拿到了，日记、家书、瓷碗、木牌，所有的证据都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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