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着。没有结论,可也没有被遗忘。
伦敦的街头,另一种议论也在发酵。
那些小报的标题比《泰晤士报》大得多。有的写“女作家当众亲吻溺水少女”,有的写“未婚女子对少女做出不雅之举”,有的写“玛丽·班纳特——是救命恩人还是道德败坏?”那些字,一个比一个刺眼。那些编辑,一个比一个兴奋。
咖啡馆里,有人举着报纸念。念到“嘴对嘴吹气”的时候,有人笑了,有人摇头,有人压低声音说“怪不得她不嫁人”。酒馆里,几个男人端着酒杯,大声议论。“坐拥那么多财产,却不嫁人,早该想到有古怪。”“就是。哪个正经女人会那样做?”
茶会上,太太们摇着扇子,头挨着头。“她那个学校,专门收女孩子。你们想想。”“还有她那些书,写的都是什么——女工,产妇,甜酒。啧啧啧。”“听说她还和好几个贵族子弟不清不楚的,可就是不嫁。这不是说明问题了吗?”没有人反驳。那些话,像灰尘一样,从这张嘴飘到那张嘴,越飘越多,越飘越脏。
那些人抓着报纸里的字眼——“嘴对嘴”“按压胸部”“未婚”。把它们拼在一起,得出一个看似有道理的结论。玛丽·班纳特是个可耻的同性恋。不然,为什么她坐拥大量财产却不嫁人?为什么她对那个女孩做那种事?
没有人问玛丽,当时除了那样做,还有什么办法能救人。没有人问那个被救的女孩,她愿不愿意被那样救。他们只在乎那些字眼,只在乎那些能拿来攻击她的碎片。那些碎片拼在一起,拼出一个他们想要的故事。和真相无关,和他们想相信的东西有关。
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客厅里安静得很。玛丽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面前摊着那些报纸。她把那些骂她的、污蔑她的、猜测她的文章,一篇一篇地看过去。没有生气,没有哭,只是看。看完一份,放在一边,拿起另一份。
莉迪亚坐在她旁边,脸涨得通红。“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写!”她的声音又尖又亮,像小时候被人抢了缎带。“你救了人,他们却骂你!这是什么道理!”凯蒂坐在另一边,没有说话。她的嘴唇抿着,抿得紧紧的,手指攥着裙摆,攥得指节泛白。可她没哭。她看着玛丽,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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