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他们说您能查那些别人查不出来的事。”
弗朗西丝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妻子死了。”他说，“警察说是病死的。可她不抽烟，不喝酒，身体一向好得很。进厂之前，一口气能走十里路不带喘的。进厂之后……进厂之后，就开始咳。”
他顿了顿。
“一开始只是干活的时候咳，后来不干活也咳。再后来，晚上咳得睡不着，整夜整夜地咳，咳出来的痰是灰色的。我带她看过医生，医生说没事，多休息就好。可她没有时间休息，一天不干活，一天没工钱。”
弗朗西丝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接过去，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半。
“三个月前，她跟我说，胸口疼。疼得直不起腰。我去厂里找工头，想请几天假。工头说，请假可以，工钱没有。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他把那杯水放在桌上，没有喝。
“又拖了两个月。上个月，她不咳了。”
他抬起头，看着弗朗西丝，眼睛里全是血丝。
“不咳了。我以为好了。可她越来越没力气，躺在床上动不了，吃不下东西。昨天早上，我去叫她起床，她已经……”
他说不下去了。
弗朗西丝沉默了一会儿。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痨病。”他说，“肺痨。可她不吐血。痨病的人吐血，她没有。她就是喘不上气，憋死的。”
弗朗西丝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走回来。
“你希望我做什么？”
那个男人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绝望的光。
“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不是痨病。不是命。我想知道是什么杀了她。”
弗朗西丝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点了点头。
“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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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写完这一段，放下笔。
窗外，伦敦的天空灰蒙蒙的，那些烟囱还在吐着烟。
她想起东区那些棉纺厂门口涌出来的女工，那些边走边咳、手帕上沾着灰痰的女人。
玛莎·布伦南是她们中的一个。
也许是几十个，也许是几百个。
名字不同，故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