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
从南京回上海之后，郑耀先什么都没做。
准确说，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行动大队的架子搭起来。赵简之任队长。沈越从北平回来后编进大队任副队长。宋孝安还是管破译和情报分析。高洪桥接了方子衡的烂摊子，代理通讯处主任。
第二件。通过那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特殊渠道，向组织做了一次完整汇报。北平行动的全部经过。张敬尧的受贿名册，与程真儿在安全屋的接头。一字不落。
组织的回复只有八个字，继续蛰伏，等待指令。
他等了三个月。
1933年春末，法租界的梧桐树换了新叶。黄浦江上的雾比冬天淡了一些。人力车夫脱了棉袄换上了单衫。上海滩又活过来了。
这一天，上海站全体人员大会。
地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那栋三层洋房。对外挂着“中华实业公司”的铜牌，门口两棵法国梧桐。铁栅栏门。看上去跟租界里任何一家洋行没什么区别，
但今天这栋楼里的空气不一样。
通讯处、情报处、总务处，三个处室加上行动大队，上海站全部在编人员。四十七个人，站在一楼大厅里。站得满满当当。
区长徐伯良站在最前面，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圆脸，小眼睛。穿着一件看不出年份的旧西装，像个当铺的掌柜。
徐伯良是浙江江山人，戴笠的老乡。在特务处的资历比谁都老，但能力平庸。戴笠把他放在上海站当区长，不是因为他能干。是因为他听话。
以前郑耀先只是行动组长。两人井水不犯河水。
现在不一样了。
二十出头的副区长，入局不到一年。特务处建处以来的头一个。
徐伯良心里什么滋味，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
“诸位，”徐伯良清了清嗓子。“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一件事要宣布。”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展开，念了一遍。
“奉戴先生令，即日起。郑耀先同志正式就任上海区副区长。兼行动大队大队长，全站各处室予以配合。”
念完了，折好，放回口袋。
“下面，请郑副区长讲几句。”
徐伯良的脸上挂着笑，那个笑跟毛人凤不一样。毛人凤的笑是藏了刀子的。徐伯良的笑是发酸的。
郑耀先从人群后面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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