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思想，道理不讲明白、思想不扭转过来，就算强行整顿，表面上看起来搞得井井有条，里头还是一团乱麻，问题不会消除，只会越积越多，然后引发更大的混乱。”
“历朝历代清整吏治的事从来不少，可到最后又有几个成功了的呢？从先秦至今，无论是大一统的皇朝，还是分裂割据的小国，吏治最为清明的时候，多半都是开国时期，说到底不就是因为那些开国君臣历经艰险、一路艰苦奋斗过来的，思想上比后代那些生来富贵的子孙们更加实事求是吗？”
“思想上有了基础，之后再进行整风，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侯俊铖抚摸着护栏，心里稍稍整理了一下：“接下来就要开始整顿纪律，大学堂里那些士子对红营不满，一方面是因为繁重的学业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不适应和恐惧，但这些问题是可以靠时间慢慢解决的，最关键的，还是因为我们干部和军官们自己的问题。”
“鹧鸪先生还有洪先生把我们红营的军报戏曲之类的宣传办得红红火火，大学堂里的士子们，许多是生活所迫跑来咱们这边科举的，既然是生活所迫，对于满清自然是失望的，到了咱们这后接触了我们的宣传，又处在一个新的社会之中，刚开始必然是兴奋的、好奇的，对我们红营是充满期待的，甚至于把红营治下捧为地上天国。”
“可当他们在我们这里呆了一段时间，发现红营并非地上天国，远不如宣传和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也是有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红营的一些干部和军官，腐化堕落、粗暴蛮横，甚至把满清官吏那些上下尊卑、贪婪成性的恶习学了过来，那些士子们看在眼里，定然是有一种极大的落差感，并因此而引起对整个红营的强烈厌恶和不满。”
这种情绪到后世都不少见，比如日本就有个专门的名词“巴黎病”，巨大的落差形成幻灭感，继而对原本憧憬的事物产生强烈的厌恶和抵制，在侯俊铖穿越的那个年代正是盛嚣尘上的时候，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皈依者狂热，对各种问题视而不见，只会口口声声的喊着“甜甜圈真好吃”。
“船山先生的讲学和之后的读史运动，就是要坦白的承认，红营是存在许多问题的，而整风肃纪，则是要尽量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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