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坤甸的天还没亮。卡普阿斯河面上浮着薄雾，像一层惨白的裹尸布。酒店房间里，寺内正毅坐在黑暗中，手里捏着那份三小时前收到的绝密电报。
电文很短，但每个字都像烧红的钉子：
“内阁紧急决议：立即签约，不得再延。东京粮食储备仅余五日，大阪三日，长崎两日。全国各地骚乱累计死亡已达八十九人。若无和约恢复海运，一周内全国性暴动不可避免。此令为最终指令，不得违抗。天皇陛下已知悉并默认。”
“八十九人……”寺内喃喃自语。这个数字在黑暗中飘浮，变成八十九张脸，八十九双饥饿的眼睛，八十九具倒在米店门前的尸体。
他想起昨天深夜，山本权兵卫离开他房间时的背影。那位海军大臣的背依然挺直，但脚步虚浮，像喝醉了酒——其实他只是喝了三杯清酒，但绝望比酒精更醉人。
“我会签字。”山本当时这样说，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但签完之后……我会辞去海军大臣职务。然后……然后找个地方，安静地结束。”
寺内没有劝。他知道劝不住。对山本这样的人来说，在投降书上签字，比切腹更痛苦。因为切腹只痛一时，而签字之耻，会痛一辈子。
只有东乡平八郎平静如常。老人甚至还有心情泡茶，用从樱花国带来的最后一点抹茶粉。
“寺内君，”东乡当时说，茶香在房间里飘散，“记得日俄战争后，我们在朴茨茅斯签和约吗？”
“记得。那时候我们虽然赢了，但也被迫让步，国内舆论哗然，爆发了日比谷烧打事件。”
“对。”东乡点头，“我当时在横须贺，听到消息时也很愤怒。觉得我们明明打赢了，为什么还要让步？为什么不能拿到更多？”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愤怒，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很强。而现在……现在我们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知道自己弱，知道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寺内看着老人：“元帅您……不恨吗？”
“恨谁？恨兰芳人打得漂亮？恨陈峰谈判强硬？还是恨我们自己无能？”东乡笑了，那笑容苍凉得像秋末的残菊，“要恨，也只能恨自己。恨我们花了四十年，只学会了西方的皮相，没学到精髓。恨我们把国家带上一条不归路，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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