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
“师长，政委，又是催问药品的，还有打听消息的。”周主任的声音很低，“冀南的宋政委来电，说他们近期反扫荡，伤员激增，库存的奎宁和止血粉都快见底了，问我们之前提到的‘特殊渠道’能不能再支援一批盘尼西林，二十支也行。太岳的陈旅长直接发来了伤情统计表，后面附言：‘老兄，知道你门路广，救命药匀一口，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晋绥的同志也拐弯抹角地问，听说我们这边手术成功率提高了，是不是得了什么新的外科技术或者好器械……”
滕政委拿起一份电文，扫了一眼，放下，又拿起另一份。
柳师长则沉默地看着地图，手指无意识地在几个频繁出现战斗的区域划动。
“延安总部也来了询问电。”周主任声音压得更低，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并非直接催促，只是关切地询问近期各战区药品短缺状况，以及我部之前汇报的‘有限补给渠道’是否稳定，有无扩大可能。语气很和缓，但……分量很重。”
空气仿佛凝固了。
这些电波传来的，不仅是求助，更是压力。各根据地都在流血，任何能救命的消息都会像风一样传开。
滕师长这里有了“药”的风声，已经捂不住了。
柳师长终于开口，声音沉稳却带着千斤重量：“回电。给各兄弟部队：药品极度紧缺，我部正在全力筹措，一有富余，必定优先支援。数量不敢保证，但心意一定送到。措辞要恳切，要体现难处，也要给人希望。给延安的回电：渠道极其特殊且脆弱，目前仅能勉强维持我部最基本需求，正在谨慎评估稳定性，暂无扩大把握。但保证尽最大努力，利用该渠道缓解周边兄弟部队部分急难。”
这是明确指示：要支援，但不能暴露底牌；要承认有门路，但必须强调困难和极限。
“另外，”柳师长看向周主任和老徐，“保密小院，立即增派一个班的警卫，全部选自师部直属警卫连，政治绝对可靠。明哨暗哨重新布置，换防时间不定。所有参与物资转运、处理的人员，即日起集中居住，非经特别批准不得与外界接触。老徐，你们技术小组接触‘特殊物资’时，必须双人在场，互相监督，所有操作步骤记录在案。沈耘同志，”他看向一直安静记录的沈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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