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大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二十万的浩荡队伍，如同一条臃肿而迟缓的巨蟒，在冬日的寒风中，沿着官道，缓慢而笨拙地向北蠕动。
旌旗虽然依旧招展，鼓号虽然依旧喧天，但出发时那点勉强撑起的气势，在长途跋涉、粮草不继、寒冷侵袭以及内部日益滋生的矛盾摩擦中，正迅速消磨殆尽。
离开神京不过二百里，问题便开始大规模爆发。
首先是粮草。
秦王和晋王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出兵的粮饷大半是赵崇和太子“筹措”的，本就数量不足，质量低劣。
行军队列拉得极长，补给运输本就困难，加之随军的民夫、辅兵也需要消耗，还未抵达预定补给点，前锋部队的粮草供应就已经开始吃紧。
为了争抢有限的粮食和干净的饮水，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摩擦不断，甚至有几次险些酿成营啸。
其次是军纪。
这支拼凑的大军，军纪本就涣散。
秦、晋二王的嫡系部队还能勉强维持，那些临时征调、强拉来的州县兵和地方豪强私兵，则彻底成了祸害。
他们离开熟悉的地盘，进入相对陌生的河北南部地区，畏惧于前方的寒渊军，便将怨气和恐惧发泄在沿途百姓身上。
偷鸡摸狗、强抢粮秣、奸淫妇女、甚至杀人放火的事情屡有发生。
带队的将领要么是自身所属派系，要么是无力管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过之处，百姓闻风而逃，十室九空，田地荒芜，村落化为废墟，比遭遇了胡骑劫掠更甚。
再次是内部矛盾。
秦王萧锐和晋王萧铭名为正副元帅，实则互相提防，互相拆台。
行军路线、扎营地点、攻击目标，无一不争。
秦王的部队想走东路，晋王的部队就想走西路；秦王想速进，晋王就借口粮草不济要休整；甚至两军因为争抢一处有水源的营地，爆发了数百人的械斗，死了几十人，最后还是双方主将亲自出面弹压，才勉强平息，但嫌隙更深。
而作为“监军”兼后勤总管的太子一系官员，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边不讨好，索性尸位素餐，出工不出力，甚至暗中克扣粮饷，中饱私囊。
赵崇虽然坐镇后方，不断下诏催促，但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只能徒呼奈何。
行军速度，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等这支疲惫、混乱、充满怨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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