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墙角有一个铁皮柜子，柜子上搁着一尊很小的关公像，前面供着一杯清酒和几块点心。窗户关得很严，窗帘拉了一半，光线昏昏沉沉的。
老赵让沈砚之在榻榻米上坐下，自己去倒了两杯茶。茶是粗茶叶泡的，有点苦，但很烫。
“程先生让我跟你说几件事。”老赵在他对面坐下来，声音压得很低。“第一，他在北京安顿下来了，用的名字叫程德生，在北洋军的一个辎重营里当文书。位置不显眼，但能接触到军需方面的信息。”
沈砚之点了点头。
“第二，袁世凯的模范团已经在训练了。第一期招了一千多人，都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子弟，年纪轻，没当过兵，好洗脑。袁克定亲自抓训练，每天早上带着跑操，晚上还要上政治课。北洋军的老人们嘴上不说，心里都不舒服。冯国璋在天津跟人喝酒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大总统这是在另起炉灶’。”
“第三呢？”
“第三，程先生让我转告你，别急。”老赵看着沈砚之的眼睛，“他说你现在最要紧的事，不是想着怎么打回去，是站稳了，活下来。日本这边的人，各怀心思。有些人把你当棋子，有些人把你当枪使，有些人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背地里跟袁世凯的人喝酒。你得看清楚，谁是人，谁是鬼。”
沈砚之端着茶杯，没有喝。
“赵叔，你在日本待了多少年了？”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很短，像是一道闪电，亮了一下就没了。
“二十年了。庚子年来的。那年我十九岁，在义和团里当过几天拳民，后来觉得不对，就跑了。跑到天津，上了船，到了日本。什么都干过——码头扛包、餐馆洗碗、工地搬砖。后来在一个裁缝铺里当了学徒，学了三年，出来自己开了这家铺子。”
“程先生怎么找到你的？”
“他没找我。是我找的他。”老赵低下头，用手指摩挲着茶杯的边缘，“我有个弟弟，叫赵德义。民国元年的时候，他在山海关跟着你打过仗。后来你南下，他留在关外，给程先生当兵。去年冬天，程先生的人找到我，说赵德义在辽西的一场战斗里没了。他让我别难过，说他是个好兵。”
老赵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水。但沈砚之看到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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