腻，品质上乘，只是耗费甚巨。
在山东某些区域，最初得先清洗被盐分浸透的土壤，才能提取出可用的盐料，之后还需运往二十里外的内陆进行煎制——沿海地带缺乏柴薪，无法就地加工，整个流程耗费巨大，极不划算。
而在山西河东一带，盐则直接从湖泊中捞取。
因湖水盐分极高，每逢夏季，盐粒便自然析出结晶，工人只需简单采收即可。
至于四川与云南，则依赖盐井汲取卤水制盐。
明朝官府沿袭元代旧制，将各地产盐区划为专属辖区，严禁跨区贩运，违者重罚。
由此带来的难题在于，正府财政支出的大头，并非来自盐本身的生产成本，而是遍及南北的长途运输开销。
民间想要经营盐业，必须先向官府申领“盐引”——一种合法贩盐的凭证。
但早期盐引极为稀缺，价值高昂，几乎等同于硬通货。
随着时间推移，北方边疆逐渐出现粮荒。
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军屯体系逐步瓦解，士兵耕种所得微薄，难以自给。
朝廷不得不亲自承担边军的粮饷供应，可随之而来的，仍是那沉重的运输负担——将粮食从湖广、两淮等地运至九边防线，路途遥远，耗费惊人。
明太祖朱元璋于是提出一项对策——“开中制”。
说白了，就是商人若愿将粮食运往边关供给驻军，官府便以盐引作为回报。
军队验收后开具勘合，商人凭此单据回京换取盐引，进而合法贩盐。
盐业利润之丰厚，不言而喻。
因此，开中制一推行，边疆缺粮的局面迅速缓解。
然而两个甲子过去，历经百年变迁，这一制度已然名存实亡。
为何？因为商人拿着勘合却换不到盐。
根源何在？朝廷滥发盐引，再加上藩王、外戚、权贵层层截留，就连当今弘治皇帝也常以赏赐之名随意授予盐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