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的医院建在半山腰上。
林微言坐在沈砚舟的车里，看着车窗外的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往上绕。路两边的梧桐树正在落叶，叶子黄一半绿一半，被车轮卷起来，在车后翻滚着，像一群追着车跑的蝴蝶。她怀里抱着保温袋，袋子里是凌晨四点钟起来熬的梨粥。粥熬好后她尝了一口，太甜了，又加了些水重新熬。反复了三次，熬到天蒙蒙亮，熬到厨房的窗户上凝满了水汽。
沈砚舟开车的时候不说话。他的手指搭在方向盘上，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干净。袖口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表带是黑色的皮革，边缘磨得发亮。林微言记得那块表。五年前他过生日，她攒了三个月的工资买给他的。表背面刻了两个字——“及时”。她那时候想的是，人生苦短，喜欢一个人要及时说，及时做，及时在一起。
后来他走了。那块表他一直没有摘。
车拐过最后一个弯，医院的大楼从树冠后面露出来。灰白色的建筑，窗户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摞等待被翻阅的档案。停车场里种着几棵银杏树，叶子全黄了，落了一地，被雨水浸透之后软塌塌地贴在地面上，像一枚枚被夹在书里压平了的书签。
沈砚舟停好车，熄了火。他没有马上开门，手还搭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前面的银杏树。
“我爸住六楼。呼吸科。”他说，“病房号是六二三。”
林微言等着他继续说。
“他以前不这样。以前他一百六十斤，扛两袋米上五楼不喘气。”沈砚舟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一下，又停住了，“现在他一百零几斤。走路要扶着墙。吃一顿饭要歇两次。”
他转过头看着她。
“他可能会哭。他以前从来不哭的。我长这么大，只见过他哭两次。一次是我妈走的时候。一次是昨天，我跟他说你要来。”
林微言把保温袋抱紧了一点。
“走吧。”
医院一楼是门诊大厅。上午十点钟，人最多的时候。挂号窗口排着长队，有人蹲在地上吃包子，有人抱着孩子来回走，有人的手机外放着短视频，声音很大，是一个人在教怎么做红烧肉。电梯间挤满了人，轮椅、担架床、拿着CT袋的患者家属，所有人都在等同一部电梯，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那种被消耗了太多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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