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的部队情况那就更糟糕了。
譬如负责撤退总掩护的第51师邱维达第306团。
该团在青浦脱离和日军的接触后，立即向西撤退。
然而当第306团退却到了昆山的时候，却发现第74军主力已经离开了昆山，向无锡转进了，而昆山也已经是岌岌可危。
于是该团只能再次向西退却，追赶师主力，一路上以当地乡民做向导，抄小径赶路，这才在望亭镇遇到了殿后掩护的第305团。一路上几次和日军接战，最后方才得以脱身。
而306团经过此番作战下来，早已经损失过半了，淞沪战场上补充的那些新兵亦所剩无几了，所辖第2营幸存者仅70余人，可谓是伤亡极惨。
这些溃败的败军，在上海整整坚持抵抗了三个月，眼前的混乱局面无法抹杀这三个月里他们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个月的血战，让国民政府的西撤成为了可能。
各政府单位、兵工厂、工厂，纷纷向四川转移，前线的牺牲，为这一西撤计划争取到了充足的时间。
在淞沪一线军队决战失利之后的10月29日，委员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以预作全局退却的部署。
这次会议上，委员长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并就全局退却的意义解析道：
“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
同时指出，在全局主动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并提出应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这次会议最终接受了委员长的提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而留军委会于京沪杭前线就近指挥。
次日，国民政府议决接受国防最高会议关于“迁离国民政府西驻重庆、远离战区”的决定。
……
“太乱了，毫无组织。”
南翔，轿车在飞奔，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一想到战场上混乱的局面，皱着眉头：“毫无组织，毫无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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