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县衙门。
董中行上任这半年，接到的状纸里，有一半是告代王府亲卫强占耕地的，有三成是告王府下人勒索商户的。
他每次升堂，看着百姓满是期盼的眼神，再想到代王府那朱红的大门和门口肃立的侍卫，都觉得如芒在背。
一边是皇亲国戚，一边是苦哈哈的百姓，判代王府错？
他这个七品县令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判百姓错？
良心又过不去。
到最后，只能好言安抚百姓，再私下派人去代王府“说和”，替王府赔偿些银子，才算勉强了事。
可这样的“和稀泥”，次数多了，百姓看他的眼神也渐渐变了，代王府那边更是觉得他“没用”，连带着府里的下人，都敢对他派去的衙役甩脸色。
这还只是第一个难题。
与代王府相隔一条街的，便是大同总兵府。
那是更惹不起的主。
大同镇是九边重镇，总兵官正二品，手握十几万边军，说是“大军区司令”也不为过。
总兵下面的副将、参将，个个都是三四品的武官，平日里在府城里横行惯了，边兵更是出了名的骄纵，喝醉了酒砸店、抢东西是常事。
有一次，几个边兵在街头调戏民女，被百姓阻拦，竟直接拔刀伤人。
董中行派人去拿人，结果总兵府的参将直接带着人闯到县衙门，说“边兵备战辛苦，些许小事不必深究”，硬是把人给带走了。
他后来才知道，根据《大明会典》，边镇的军民案件，得由卫所主导“会审”，地方官连独立断案的权力都没有。
说白了，只要牵涉到边兵，他这个县令连说话的份都少。
更让他无奈的是，大同镇是边防前线，他这个县令渐渐成了“后勤官”。
边军要粮草，他得按时凑齐，晚一天便是“贻误军机”。
边军要民夫修堡垒，他得挨家挨户去征调，稍有反抗，便是“阻挠军务”。
可大同周边六成的耕地都是军屯，归卫所管，他这个县令连碰都碰不得，只能从剩下的四成民田里克扣，百姓本就受旱灾之苦，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他看着百姓饿肚子，却连一点办法都没有。
更复杂的是这里的监察系统。
除了地方上的知府，还有巡抚大同都御史。
正三品的官，既管军务又管民政，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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