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鹤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拿起茶杯，却没喝。茶水映出他眼底的复杂，有震惊，有不忍，还有一丝被说动的松动。
“上个月我去乡下收账，”风尚武继续说道，声音放低了些，带着一种亲历者的恳切，“见着个老汉，七十多了，还在地里刨红薯。他说自己租的地，今年收成好，多缴了两成租子，却把攒下的钱给孙子买了本《论语》。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地是国家的，咱好好种，国家就稳，孙子将来才有书读’。”
他顿了顿，指尖轻轻点着桌面：“这就是把地给百姓的好处。他们不是在为地主卖命，是在为自己种日子，为国家扎根。就像一棵树，根扎得深了，再大的风雨也吹不倒。”
江鹤看着纸上那片被他涂得漆黑的区域，那里代表着那些被地主掌控的土地。他忽然拿起炭笔，在上面狠狠地划了几道，将那些黑色划得支离破碎。
“你说得对。”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清朗，“与其让土地变成吃人的夹子，不如让它长出能挡风遮雨的庄稼。”
窗外的月光不知何时变得明亮起来，透过窗棂，洒在摊开的地图上，照亮了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江鹤拿起炭笔，在地图的空白处，认真地写下两个字：“民田”。
字迹遒劲有力，仿佛带着一种新生的希望，在暮色中，微微发亮。
暮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缓缓压过低矮的屋檐。说书人手里的醒木“啪”地拍在案上，烛火猛地跳了跳，映得他眼角的皱纹里都淌着光。
“理想？那理想就像开春时刚抽芽的柳丝，看着青嫩得能掐出水，真要攀着它往云里去，才知枝桠脆得经不住一阵风。”他指尖捻着半块说书用的醒木，指腹磨得发亮，“就说那赈灾的银子吧，从国库搬到粮台，过一道手，封条就松一分；经一个衙役的手，麻袋就瘪一块。去年南边涝了，朝廷拨下的粮船刚到码头，就有官差揣着空麻袋候在岸边，说是‘先替百姓存着’，转头就倒卖给了粮商。那些百姓在泥水里泡着，望着空荡荡的粮船哭，他们倒在酒肆里划拳，说‘这水患来得正好’。”
烛火摇曳间，他忽然提高了声调，醒木再次落下，震得桌上的茶碗都颤了颤：“这些人啊，就像梁柱里的蛀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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