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的豆子。她咯咯笑着，又往前跑，小布鞋踢起细土，辫梢在脑后甩动。走到第三道埂弯，她突然停住，弯腰去捉一只蓝翅膀的蜻蜓。蜻蜓飞走了，她仰起脸，看见祖父已站在埂头老槐树下，正把蚕豆一颗颗剥开，豆壳在晨光里翻飞如蝶。
“阿沅，”祖父的声音不高，却稳稳落在风里，“田埂不是路，是界。”
“界？”
“是田和田的界，也是人和人的界，更是今天和明天的界。”他走过来，蹲下，用拇指抹去她鼻尖上一点灰，“你踩在这上面，脚底知道哪边是自家的田，哪边是邻家的垄。可你心里，得知道哪边是你该守的，哪边是你该让的。”
阿沅似懂非懂，只把蚕豆塞进嘴里，咯嘣脆响。
七岁，她开始学割草。祖父给她编了个柳条筐，不大，刚好挎在胳膊弯里。清晨露重，草叶湿漉漉地贴着埂沿，割草刀锋划过草茎，发出“嚓嚓”的轻响，汁液清冽微涩。她常割着割着就忘了筐，追着蚱蜢跳进田里，惊起一串白鹭。祖父也不恼，只把割好的草捆成小把，码在埂上，等她玩够了，再教她辨草性：“猪草要嫩，牛草要老，羊草要带露，兔草要避虫。”他指着埂边一丛开着紫花的草，“这是紫云英，不能喂牲口，可翻进田里，就是好肥。土地记性最好，你给它什么，它就还你什么。”
九岁，她第一次下田插秧。
春寒料峭，水田冰凉刺骨。祖父挽着裤管，赤脚踩进泥里，泥水漫过脚踝，泛起浑浊的涟漪。他示范：左手分秧，右手插，五指并拢如锥，入泥三分，秧苗直立如笔。“腰要弯，心要平。秧苗低头，是为了抬头；人弯腰，是为了让稻子长得更高。”阿沅学着做，可秧苗总歪斜，或埋得太深，或浮在水面。她急得快哭出来，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嵌满黑泥。祖父默默接过她手里的秧把，重新示范一遍，然后退开几步，看着她。阿沅咬着牙，一株，一株，再一株……直到日头升到头顶，她直起腰，腰背酸痛欲裂，可眼前那一小片新插的秧苗，竟真如列队的小兵，齐刷刷立在水光里，嫩绿得晃眼。
那天傍晚，祖父破例没让她洗脚，而是舀了一瓢温热的艾草水，亲自替她搓洗。水汽氤氲，他粗糙的手掌抚过她脚踝，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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