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程颢此刻对“心性”与“天道”贯通的强烈直觉，正是他后来“识仁”、“定性”等心性论思想的源头活水。
他口中的“活泼泼地”，当然不是叠词装可爱，而是对这种内在生命活力与宇宙生机共鸣的生动描绘，远非后世理学里高度抽象的“天理”概念，反而是一种充满感性张力的生命体验。
“兄长所言极是。”
一旁的程颐神情严肃，腰背挺直：“然我以为，探求此‘大道’或‘天理’，非仅靠玄思冥想，更需在‘礼’中求之《论语》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者，非虚文也，实乃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
“圣人制礼作乐，非凭空而来，必是体察天地万物自然之序、人伦日用当然之则而成。如同日月运行、四时更替，自有其不易之常理。”
“故格物致知，穷究物理，亦当从日用伦常、进退揖让之‘礼’入手，由具体之‘分殊’，方可体悟那普遍之‘理一’！此乃切实可行、步步踏实之途。”
虽然是亲兄弟，但程颐的路径，与兄长程颢的灵性感悟明显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迥异于张载的宇宙论追问。
他更强调“理”的客观性与秩序性，试图在具体可感的“礼”这个人世间最精密的规范系统中找到“天理”的具象化表达。
这种重实践、重规范、强调“由分殊到理一”的思维特质，是他后来“性即理”、“格物穷理”思想的早期雏形。
程颐这种对“礼”的极端重视，既是对佛老出世倾向的否定，也是对汉唐注疏脱离日用实践的反拨，试图将高远的“道”拉回人间，赋予其坚实的实践基础。
欧阳修捋着短须，沉吟不语。
他当然欣赏这些年轻一代的锐气，但作为毕生致力于古文运动与文学革新的文坛领袖，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文风这些在未来几年有机会扭转的现实层面问题。
毕竟，哲学层面的突破，对于现实的影响，是有严重滞后性的。
一种哲学思想，从提出，到讨论，再到被思想界普遍承认，时间短则十数年，长则数十年，而欧阳修没这个时间了。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这些事情，只能由年轻一代来完成。
但韩愈是欧阳修心中永远的榜样，不仅是古文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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