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哥儿，还记得我说过，大明不是世界中心吗？”
朱高炽笑呵呵地开口道。
这是当初他为了开海解禁，所以告诉老朱与太子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蒙古西征军的史实。
当时朱高炽打破了老朱等人的“中式宗主观”，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朱雄英点了点头，这件事情他当然记得，皇爷爷都因此被吓得连夜翻查资料来着，唯恐那大蒙古帝国再杀回来。
“那好，今儿个咱们讲讲‘海权思想’！”
“中式宗主观”这种思想下，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华夏子民一直缺乏海权观念，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
自周朝确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中原王朝便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广袤的陆地疆域，视四海八荒为拱卫中央的藩篱。
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观，更将海洋贸易贬为“末技”，商人地位长期居于四民之末。
即便春秋时期吴越水师已能跨海作战，秦汉舰队可远征朝鲜，唐宋海商足迹遍布南洋，这些开拓之举始终被视作陆地统治的延伸，而非独立的战略体系。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本质上仍是宣扬国威的“朝贡贸易”，重赏赐而轻获利，求臣服而弃经营。
当“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与儒家“华夷之辨”结合，海洋便沦为彰显宗主地位的秀场，而非需要深耕的战略空间。
明清两代厉行海禁，将沿海居民内迁，焚毁海图、拆解巨舰，把本可掌控的贸易航线、资源富矿拱手让人。
这种将海洋视为“化外之地”的认知，使得中国错失大航海时代的机遇，在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划分势力范围时，仍困守大陆思维的桎梏，最终在近代海防危机中付出惨痛代价。
而三宝太监郑和，是第一个具备对海洋的战略眼光之人。
他站在宝船的雕花木舵前，将星辰大海纳入大明的经纬版图，率领的舰队由二百余艘宝船、马船、粮船组成，如同移动的海上城邦，载着两万七千余名同袍，冲破传统认知的边界。
他们沿着季风轨迹，深入前人未曾踏足的海域——穿越马六甲的激流险滩，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惊涛骇浪，在南太平洋的珊瑚礁群中开辟航道，于南大西洋的迷雾里探寻新陆。
这支舰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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