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士林清议是对于朝廷的一种重要监督措施，能够有效的防止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大，帮助皇帝制约内阁和部院，对于他们的这个说法，朱载坖只是一笑置之。
朱载坖对于他们的所谓士林清议，自然是很清楚的，首先，清议的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内容，但又不仅局限于政治，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清议的主持者多为远离庙堂的人，即脱离政治权力中心的人或政府的中下层官员，多为士人阶层，所以清议也可理解为“士人之议”。
而他们就可以利用所谓的清议来挟制朝廷，操弄地方，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本朝不管是对于科道言官还是民间议论，其实都还是算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以科道为例，本朝言官的典型特征是秩低权重，势凌三司。给事中和御史均为七品左右的小官，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言官品秩虽低，但职责广、威权重：有接近皇帝的权力和机会，参与权力核心；在朝廷重要礼仪场所，位次远比同品秩官员要前，显示出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在官场礼节上，品秩之上的九卿对言官也不敢怠慢。
对于这种所谓的士林清议，朝廷也一向是比较宽容的，太祖皇帝就曾经下诏道：“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已尽，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直言无讳。”
自嘉靖以来，对于民间的舆论控制更加放松，尤其是江南，如吴、越两地，在读书人中就存在着好写“鄙俚文”的传统，刺上下，无所不有，且极其工巧，人畏恶之，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这些生员们一直是极为关注的，之前劳堪就曾经上疏称：“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
而在这些大量的议论中，以次辅罗万化和大学士陈于陛两人的密揭深得朱载坖之意，对于现在日益放松的舆论，罗万化和陈于陛都不同程度的表示了担忧，罗万化主要是从地方势力的膨胀谈的，作为浙江人，在开海之后，浙江、南直的经济地位在大明更加重要的。
而维护本地利益为己任，已成为江南人士普遍的观念和意识。这种维护自己地方利益，在政治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和朝廷辩论赋税，试图影响朝廷在东南和闽粤实施的重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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